2025年12月16日，由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研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听力健康报告(2025)》蓝皮书在北京成功发布。该书是我国首部聚焦老年耳与听力健康的专项蓝皮书，是继《中国听力健康报告(2021)》后的又一行业重磅智库成果，填补了我国老年耳与听力健康系统化研究的空白，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耳与听力健康挑战具有里程碑意义。

       陈晓巍，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第六届专家指导委员会高级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耳聋的精准诊断、遗传咨询和人工耳蜗植入。

        摘要：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是常见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可能造成沟通障碍、社交退缩,并与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有关。观察性研究提示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认知障碍/痴呆/阿尔茨海默病有密切关联，助听器干预可能有预防效果，但其因果关系尚需进一步明确。通过优化听力康复服务模式，提升大众对听力损失本身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推动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研究，促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有望减缓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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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本文系《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现状及趋势》章节的简化呈现，相关研究背景、数据与完整论述详见《中国听力健康报告2025》蓝皮书。

一、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的定义及其在听觉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表现

(—)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的定义

       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又称老年性聋，是一种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发生的听力下降。约三分之一的65—74岁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该过程通常进展缓慢，早期不易被察觉。多数情况下，高频听力首先受损，如电话铃声或微波炉提示音，而低频听力一般相对保留。

(二)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在听觉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表现

1.听觉神经通路损伤

       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可对外周及中枢听觉神经通路造成多方面损伤，包括内耳毛细胞损伤、听觉神经元损伤、中枢听觉处理障碍、大脑结构变化、神经递质与神经活性物质改变五个方面。上述改变使老年人即使纯音听阈仅表现为轻至中度听力损失，在快速语速或嘈杂环境中理解言语时也会更加困难。因此，干预不应仅限于提高声音音量，还需关注中枢听觉处理障碍。

2.注意力网络的改变，前额叶、顶叶活动增强

       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可能引起注意力网络的改变，是大脑对感官输入减少的一种代偿机制。前额叶与执行功能相关，顶叶参与感觉信息处理与空间感知，听力损失后这些区域活动增加，以弥补听觉信息不足。同时，老年人需要动用更多认知资源来处理听觉信息，可能导致注意力分散和认知负担加重，从而影响记忆、注意力以及多任务执行和快速反应能力。

3.言语运动控制区域活动度提高，动作协调性可能下降

       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还可能影响运动功能，尤其是言语运动控制相关区域，具体可表现为言语运动控制区域活动度提高、动作协调性下降、认知负担加重、注意力分散、平衡问题五类。

4.听力损失可能导致神经资源重新分配，潜在地影响认知功能

       除高频听力下降及高级听功能障碍外，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改变，即使是轻度听力损失也可能出现认知控制异常。认知控制（执行功能）包括认知灵活性、抑制性控制和工作记忆，分别支持任务转换、抑制无关信息以及信息的短时更新与维持。鉴于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可改变危险因素，深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识别并降低其发生风险。

二、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认知障碍/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的关联:现状分析

       基于以“听力损失”和“痴呆/阿尔茨海默病”为关键词的文献计量分析，相关研究数量随时间呈逐渐增加趋势。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干预、痴呆预防、中枢听觉损害及风险因素等方面。近年来，“准确性”“可靠性”等关键词的出现，提示学界开始更加审慎地审视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痴呆之间的关联及其潜在因果关系。

(一)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认知障碍及相关疾病存在关联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观察性研究提示，听力损失与认知功能障碍、痴呆及阿尔茨海默病之间存在关联。多项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老年人基线听力损失越严重，患病风险越高；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患者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低于听力正常者，且听力损失程度与认知衰退风险呈正相关。一些队列研究进一步指出，基线听力障碍程度越高，其后发生痴呆的概率越大——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尽管这些结论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但已将听力损失与认知功能下降的关联推至研究与公共讨论的前沿。基于现有研究，有学者提出，在社会层面有效控制或干预听力损失，可能有助于降低痴呆发生风险，从而将听力损失视为一种潜在可干预的痴呆风险因素。

(二)基于高级证据的ACHIEVE研究对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导致认知障碍的观点提出挑战

       在大量观察性研究的基础上，临床学界曾普遍期待通过佩戴助听器或其他听力干预手段降低痴呆风险。然而，观察性研究易受混杂偏倚影响，而这些因素本身与更好的健康和认知结局相关。要获得干预是否具有保护作用的因果判断，需依赖严格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相关研究推测，听力干预在认知功能下降高风险人群中可能具有一定益处，而在相对风险较低的人群中效果并不明显；听力康复干预在预防痴呆等严重认知功能下降方面的作用仍需更多证据支持。但同时，该研究也再次验证了助听器在改善老年人沟通困难、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明确价值，并强调听力干预在高危人群中可能具有潜在的痴呆预防意义。

(三)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对不同认知控制能力的影响:来自神经认知测试的证据

1.认知灵活性

       认知灵活性是指在变化环境中灵活分配认知资源以处理信息的能力。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听力能力与认知灵活性测试表现之间的关系，以及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患者与正常听力人群之间的差异。基于视觉测试获得的证据提示，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相关的认知灵活性改变，可能更多源于中枢处理功能的变化，而非单纯由听力下降直接导致。

2.抑制性控制

       抑制性控制是指抑制与任务无关信息、专注于相关信息的能力。横断面和纵向研究均表明，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抑制性控制的改变存在关联。部分研究发现，听力损失程度越高，抑制性控制任务的完成效率和准确性越低，但也有研究未观察到听力损失患者与正常听力对照者之间的显著差异。总体而言，理解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对抑制性控制的影响，仍需采用多范式的系统研究。

3.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指在短时间内维持和更新信息的能力，其中工作记忆更新是认知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工作记忆更新之间的联系，可能受到任务复杂程度的影响：需要较高信息操作负荷的任务中，听力损失程度与任务准确性之间就可能呈现负相关。未来研究仍需结合横断面与纵向数据，系统考察不同任务条件下听觉与视觉工作记忆的变化，以更全面地刻画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对工作记忆的影响。

(四)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可能导致认知障碍的机制

       尽管大量研究观察到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认知功能下降之间的密切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无法得到直接证明。目前，学界主要提出了三种解释两者关联的机制假设。

       第一，共同神经退行性病变假说。该假说认为，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与认知功能下降的共病表现，可能源于共同的神经退行性变化。

       第二，听觉信号退化假说（亦称认知负荷假说）。该假说认为，听觉输入质量下降会提高理解语音所需的“倾听努力”，从而占用有限的认知加工资源。助听器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认知负荷、改善听力和记忆表现，也为该假说提供了间接支持。

       第三，感觉剥夺假说。该假说强调长期听觉剥夺对认知功能的累积影响，认为持续的听觉输入不足会导致认知资源长期向听觉相关过程重新分配，引发代偿性皮层重组和神经改变，从而削弱其他认知和情感过程。

三、存在的问题

(—)观察性研究的局限与因果推断困难

       尽管部分研究在大型人群数据中观察到佩戴助听器者与未佩戴者在认知结局上的差异，但即便进行了统计学上的混杂因素控制，观察性研究仍难以彻底排除偏倚。因此，听力干预在观察性研究中“看似”有助于降低痴呆风险，但这一关联也可能源于反向因果或共同原因，例如听力受损较早出现在认知下降过程中，或二者同时受到潜在躯体健康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随机对照试验被视为鉴别因果关系的“金标准”，但其在老年听力与认知领域的实施面临显著挑战。

(二)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设计与伦理挑战

       要验证助听器或其他听力干预是否能够真正降低痴呆风险或显著减缓认知功能下降，往往需要较长随访时间和大样本量，这在资源和实施层面均面临困难。一方面，痴呆的发生通常需多年观察；另一方面，将助听器完全排除于对照组也涉及伦理争议，因为其在改善交流能力、减少社会隔离等方面已被证实具有益处。即便采用健康教育作为对照条件，也可能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慢性病管理而缩小干预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此外，若以痴呆诊断率而非认知评分变化作为主要结局指标，研究所需样本量和随访周期将进一步增加，并更容易受到随访偏倚和依从性下降的影响。

(三)社会宣传与助听器使用率的矛盾

       近年来，一些厂商和公共媒体在听力保健宣传中强调听力损失是最容易干预的痴呆风险因素之一。尽管初衷在于提高公众重视程度，但这种表述也可能带来问题。一方面，若干预效果被过度夸大，未来高质量研究若未能证实助听器对痴呆的明确预防作用，可能削弱公众对听力健康服务的信任。另一方面，将听力损失与痴呆过度关联，可能加重老年人对痴呆的恐惧和羞耻感，反而导致其回避就诊或拒绝佩戴助听器，使原本旨在促进干预的宣传策略产生反效果。

四、原因分析

(一)复合健康因素的交织

       老年人往往同时面临多重健康问题，听力损失与高血压、糖尿病、抑郁等躯体或心理状况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而这些因素本身亦与认知功能下降密切相关。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仅将听力损失作为单一风险因素进行评估，可能难以充分解释整体认知风险。听力损失既可能是多条复杂致病通路中的一环，也可能与认知功能下降共同反映了机体整体老化或炎症水平的变化。

(二)工具与测量的局限

      现有研究中，听力状况多通过纯音测听阈值或自我报告进行评估，认知功能则依赖标准化神经心理测验。然而，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文化背景及测听环境等因素均可能影响测量结果。此外，部分认知测试依赖语言听觉刺激，听力障碍者可能因无法清晰接收题目而表现较差，从而在方法学上夸大听力损失与认知功能下降之间的关联。

(三)干预依从性与综合服务水平

       听力干预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范的验配、个性化调试和持续随访。若缺乏充分的听力学支持，老年人可能难以正确使用和长期坚持佩戴助听器，部分人群还可能因不适、技术障碍或心理因素而弃用设备，导致实际干预效果低于预期。此外，相较于单一听力干预，多领域联合干预模式在维持整体认知功能方面可能更具优势。若听力损失伴随心血管疾病、代谢异常或不健康生活方式等问题未得到控制，单纯依靠助听器的保护作用可能较为有限。

(四)认识与观念的偏差

       社会大众及部分专业人士中，有人认为老年性听力损失只是影响交流，没有大的影响；也有人对听力损失可能导致痴呆过度解读，认为通过助听器能够预防痴呆。这两种极端的观念都不利于形成客观认识。

五、对策建议

(一)提升大众对听力损失本身重要性的认识

     听力康复不应仅被视为预防痴呆的工具，更是保障沟通能力、心理健康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宣传中应避免将听力损失与痴呆风险过度绑定，减少以恐惧为导向的表述，更强调改善家庭互动、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等积极效益。以正向激励取代负面警示，有助于降低羞耻感，促进老年人主动筛查和接受干预。

(二)优化听力康复服务模式

       有效的听力康复需要规范验配、持续随访和使用指导，而非单纯设备提供。可通过定期回访、远程听力学支持或社区小组，及时解决使用障碍。听力问题常与慢性病管理、心理支持和社会服务相互关联，应推动多学科协作，为老年人提供涵盖听力、身体和认知训练的综合服务。对已出现认知障碍或确诊痴呆的老年人，应优化评估方式和设备设计，简化操作流程，并加强照护者培训，以提高实际获益。

(三)深入推动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研究

       在伦理允许的前提下，可采用延迟干预或分层干预等研究设计，适当延长随访时间，以更好捕捉认知变化轨迹。结合数字技术降低研究成本、提升数据质量，并系统记录个体基线健康状况，通过多元统计或机器学习方法解析听力与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应关注不同地区、文化和资源条件下的人群差异，避免结论过度依赖单一区域数据，并加强对特殊人群的针对性研究。

(四)促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

       听力干预的长期效果有赖于社会支持环境。一是建立常态化的社区听力筛查与随访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干预；二是优化公共场所声学环境并加强服务人员培训，降低听障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门槛；三是在政策层面提升听力服务可及性，通过医保或商业保险覆盖相关费用，减轻经济负担，增强老年人主动寻求帮助的意愿。

六、研究展望

       听力损失若缺乏合理干预，往往会加重沟通负担和社交退缩，进而影响总体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无论其在痴呆预防中的作用是否明确，帮助老年人改善或重建听力本身都应被视为重要的公共卫生目标。痴呆预防可以作为促进老年人就诊的潜在动机，但不宜被塑造成唯一或最主要的宣传依据。

       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层面，仍需进一步阐明听力损失与大脑结构和功能可塑性之间的关系，明确是否存在特定神经通路使听觉剥夺加速认知功能下降。同时，在社会学层面，也有必要深入探讨社会隔离、抑郁情绪与感觉剥夺如何协同作用于认知功能变化。

       未来更具潜力的干预模式，可能是多维度的综合方案，即在专业听力干预（如助听器、人工耳蜗及系统化听力学服务）的基础上，融合运动、营养、认知训练和慢性病管理等措施，将听力干预系统性地纳入整体健康管理，以期更全面地改善老年人的健康和认知结局。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痴呆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其听力障碍及助听器使用困难将愈发突出。对此，听力专业人员亟需发展针对认知障碍人群的评估和干预能力，建立更契合该人群需求的听力干预规范。这既是现实挑战，也为提升痴呆患者生活质量提供了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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